深交近六十年的寿彝，今年3月21日离我远行了！几个月来，我沉浸在悲痛中。一个个友人的谢世，特别是平生无话不谈、相濡以沫的挚友的远行，对于我这个年已九十有五、神经衰弱的久病老人，犹如塌了半边天！
我与寿彝1942年秋订交于风雨如晦的雾重庆，当时我住在张家花园65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与姚雪垠同室联床。有一天，寿彝从他执教的中央大学来看望老乡姚雪垠，他那一身蓝布长衫，忠厚朴实的态度，温文尔雅的谈吐，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。我们一见如故，随着岁月的推移，感情日深。
寿彝思想进步，学识渊博，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与教学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满天下。特别是他以七十高龄，亲自策划，担任总主编，积二十年的辛劳，完成十二卷二十二册巨著《中国通史》，尤其令人钦敬。而他的人品和对朋友的忠诚、热情，更使我感动，永志不忘！
1946年夏，我到了上海，在《侨声报》编文艺副刊；寿彝和顾颉刚先生在苏州为文通书局搞了个编译所，彼此过从较多。第二年春，《侨声报》停刊了，我的生活成了问题。我四处奔波，焦虑万分，偌大的上海，谁能援我以手？！寿彝知道了我的处境，特地从苏州来到我的住处，十分亲切地对我说：“我太忙了，你分担我一点工作，接编我的《文讯》月刊，好吗？”我一翻《文讯》的目录，心想，我是搞文艺的，这样一个综合性文化月刊，怎么对付得了？寿彝看到我在迟疑，鼓励我：“你放手去编吧，文艺界你有很多熟人，哲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考古学和国际等方面，约稿如有困难，我全力帮忙。”就这样，我从七卷一期开始接编起《文讯》月刊来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，他每到上海，总到我的斗室来谈谈。
寿彝敢于主持正义。我有一篇小说《小马灯》，是写我和妻子郑曼在重庆歌乐山送别一对地下党员夫妇、我们的好友去延安的故事，想刊在《文讯》上。书局负责人怕惹事，不敢用；寿彝则坚决主张用上。由于他的坚持，这篇有纪念意义的短篇，得以在《文讯》上与读者见面。
我编了几期后，觉得《文讯》要照顾它的学术性与综合性，中心不突出，影响销路，于是提出隔两期或间期出版“文艺专号”的建议。寿彝从善如流，马上采纳，从七卷五期至九卷五期，出了六期“文艺专号”，销路打开了。这样，寿彝和我，先后以《文讯》为阵地，团结了一批著名的进步学者和作家。学者如杜守素、夏康农、杨钟健、裴文中；作家有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叶圣陶、郑振铎、朱自清、冯至、李广田、杨晦等等，在当时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影响。
1948年冬，正是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，上海白色恐怖严重。11月底，特务搜查了我支持创办的星群出版社，追问到我，形势紧张。我闻讯后，躲到友人家，一周之内，五易其居。正当此时，原《侨声报》老板雇来几个彪形大汉，逼迫我妻儿立即迁出该报宿舍。一家四口无立锥之地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寿彝请文通书局门市部负责人帮忙，书局马上腾出放书的亭子间，让我妻子暂住，两儿则和店员合铺，解了我燃眉之急。12月8日，我告别家人，潜赴香港，《文讯》出到九卷五期也就随着停刊了。寿彝从苏州来信，嘱郑曼处理《文讯》善后，把未用的稿子退还作者；又对我妻儿的生活倍加关心，要书局送来我的12月份工资给郑曼。真是危难中见真情！寿彝对朋友的忠诚、热情，永远铭刻在我全家人的心中！
解放后，我们同住北京城，我身体不好，总是寿彝来看我，我们见面，无话不谈。
“文革”风暴骤起，彼此难通音问者数年。1969年11月，我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，围湖造田，接受批判；1972年，有一天，我正在紧张劳动，突然连部来人喊我：“有人找你”。我以为又是外调人员“驾到”，思想上做好挨骂的准备。谁知一见面，来访者对我彬彬有礼，亲切地说“我是白寿彝先生的学生，出差过此，白先生很惦念您，叫我到这里打听您的下落。现在见到您，真是太好了！”顿时，我全身热流涌动：在这个年头，许多人对我们这些“黑帮”，避犹不及，而寿彝却请学生来探望我。他的一片真诚，感动得我热泪盈眶！1972年10月初，我因在干校犯过心脏病，提前回到北京，寿彝得知后，马上就来看我。劫后重逢，倍觉友情的可贵！
寿彝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，即使在“文革”，也不随风改变自己的观点，《秦始皇》一书就是一例。他告诉我，当时出版社希望他适应“批儒评法”的要求，对书稿加以修订，他不为所动。
进入新时期，老一辈知识分子都重新焕发了青春，寿彝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。他常说自己“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”，这是他自谦。但他年逾七十，和我谈起要组织史学界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一部一千多万字的、立体式的《中国通史》的宏图壮志，着实令我钦佩。我嘉许他的壮志，以诗赠之：“苦忆山城三纪前，嗷嗷八口一蓝衫。晚晴白发春风里，常记流年未敢闲。”
寿彝更忙了，他除了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外，还兼了不知数的社会职务。他向我诉苦：“兼差太多，搞专业的时间挤得很少了！你是作家，给我呼吁一下吧。”我立即为他和羡林写了短文《兼职太多压坏人》。在我的老友中，他俩既是著名学者，又是社会活动家。
寿彝小我三岁多，1989年2月，他八十大寿，我感于他“奋笔史书，拉车到头”的精神，书四句为他祝嘏：
学海探珠六十秋，
银丝赚来半满头。
黄牛负轭桑榆路，
该罢休时不罢休。
1999年，寿彝总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全部出齐了，并得到江泽民同志的赞许，按理，九十岁的寿彝应该歇息了。但当我老伴去电话向他问好时，二十多年来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、作他助手的刘雪英同志说：“白先生又开始写他的另一部著作了。”寿彝啊，寿彝！你真是一位生命不息永不搁笔的战士！如天假以年，让你的写作计划全部实现，中国史学将会因你的著作而更加丰富多彩！
我为自己失去你这位挚友而悲痛，我更为中国史学界失去你而惋惜！
2000，6，10
（我年高久病，无力写作，此文是委请我老伴郑曼执笔的。——克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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